日前，银保监会近日印发《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监管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《办法》从202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，2021北京国际再保险高峰论坛举办。来自中外保险机构、科研机构等130余家单位的400余名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，并对办法发布前已经审批或备案的意外险产品，以“线上+线下”的方式，给予一定的过渡期。《办法》坚持问题导向，围绕巨灾风险管理的主题，聚焦赔付率低、佣金畸高、销售行为不规范等突出问题，共话重灾害风险的防范与治理。
完善综合性风险解决方案
巨灾保险主要保障因发生地震、台风、洪水等自然灾害，深挖根源，可能造成巨财产损失和严重人员伤亡的风险。巨灾保险在应对重灾害、保障国计民生、平滑财政收支、助力构建韧性社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。自的十八届三中明确提出“建立巨灾保险制度”以来，从制度上有针对性地治理，我国巨灾保险发展取得积极进展，全面规范意外险业务发展，为减灾救灾、民生保障等提供了有力支持。“十四五”规划中明确提出，涵盖产品精算、条款费率、销售管理、信息披露等。《办法》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意外险费率市场化形成机制，“发展巨灾保险，规范意外险市场秩序，提高防灾、减灾、抗灾、救灾能力”，促进意外险市场长期健康发展。下一步，进一步强调了巨灾保险的重要作用。
银保监会副梁涛表示，保险最直接的作用是经济补偿。在各类重灾害事故中，保险业积极开展理赔救援工作，确保受灾群众第一时间拿到赔款。来自银保监会的最新数据显示，全国地震巨灾保险制度运行近5年来，地震巨灾保险已累计支付赔款7374万元，为1554万户次居民提供了6125亿元的巨灾风险保障。
近年来，结合地方灾害特点，银保监会指导地方性巨灾保险试点在15个市落地，保障范围向台风、洪水等灾害扩展，保险责任涵盖救助责任，形成综合性的风险解决方案。例如，2018年至2020年，广东地区的巨灾保险累计支付赔款9.84亿元，为灾后恢复重建提供重要经济支持。梁涛表示，传统方式在防灾、减灾、抗灾、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。如救灾重于防灾、资金来源单一、财政波动风险、群众依赖性强等。多年的实践证明，巨灾保险是有益补充，通过“以丰补歉”可以有效平滑和减轻压力。
从巨灾风险的分散角度看，再保险的机制优势使其能够最限度分散风险和分摊损失，成为最重要的风险承担者。目前，国际上通常都将再保险作为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重要组成分，再保险既能将巨灾风险在全球再保险市场进行有效的转移，也能通过证券化的方式将巨灾风险转移至资本市场。2017年，美国的三场飓风“哈维”“艾尔玛”和“玛丽亚”，保险损失高达920亿美元，其中约有一半是由再保险公司最后承担。
目前，我国再保险业承担了国内财产与工程险超过50%的巨灾损失和农业保险将近40%的巨灾损失。据统计，中再集团平均每年承保台风风险保额超9万亿元，地震风险保额近5万亿元。
构建多元化风险分担体系
据气象副长陈振林介绍，在70%以上的自然灾害损失是由气象灾害造成的。本世纪以来，我国平均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900亿元左右。
中再集团董事长袁临江表示，作为巨灾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，巨灾保险在应对地震、台风等重自然灾害或者重人为灾害中，相比财政及其他经济手段来说能够发挥更为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。长期以来，我国自然灾害损失的保险业赔付比例不到10%，远低于约40%的全球平均水平。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长期以来，对于突发重灾害，从灾前预防、灾中救助，到灾后补偿基本上都由主导，风险主要由承担，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及社会捐助，市场力量的运用严重不足，而应作为巨灾风险管理重要环节的巨灾保险，覆盖程度偏低、作用尚不明显。构建多元化的风险分担体系，提升重灾害风险治理水平已十分迫切。
从巨灾保险的运行机制来看，巨灾“低频高损”的特点，使得传统的精算定价方法适用性打折扣。目前我国保险业尚未建立完备的巨灾风险数据库，巨灾模型的商业化应用也不够普遍，造成保险产品合理定价困难，客观上限制了巨灾保险产品的供给。“保险是天然的合作事业，应对巨灾风险是值得全社会共同研究的重课题，保险业要加强跨行业的协同，跳出传统的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链条，与科研院所、科技企业、服务机构等深化合作与互信，建立健全以巨灾保险为纽带的巨灾风险管理生态圈。”梁涛说。
中再集团总裁和春雷认为，发展巨灾保险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：一是数据为本。聚合数据，多源异构的巨灾数据库，打造巨灾风险可视化平台；二是模型为“芯”。巨灾模型是精确计算巨灾风险的关键，是巨灾风险管理的“芯片”，需要持续迭代，专业性强的系统性工作，以及各专业研究团队和资源的持续投入；三是场景为用。要使巨灾模型有效的融入承保、核保、费率厘定、防灾减损、风险累积管理等各个业务环节和相应的场景，不断提升风险管理的数字化和精细化程度；四是生态协同。基于整体视角，形成式多方协同，充分运用动态监测技术，及早发现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隐患，及时采取防灾减灾手段，尽可能减少损失，保障民生，营造巨灾风险的共治生态。
进一步拓宽风险分散渠道
近年来，我国城镇化程度持续深入、资产密度和价值不断提高，巨灾风险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。同时，在“双碳”目标下，全球能源、交通运输、工业等系统将面临转型，这也带来了新型风险。
专家们表示，保险业需要对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巨灾风险、行业转型带来的新型风险重新认识。具体来说，一是对巨灾的频率、边界、损失的逻辑进行重新认识；二是对保险险种的保障范围、价格及其与风险的匹配程度进行重新认识；三是对巨灾风险产生的次生灾害进行重新认识。基于以上认识，应重新审视巨灾风险量化分析工具的适用性，在巨灾模型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对自然灾害的频率和强度的影响，以提高对极端事件的预测能力。
多位业内人士提出，巨灾保险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，应坚持“推动、商业运作”的原则不断完善巨灾保险制度，逐步形成和地方财政支持下的，包括保险、再保险、巨灾保障基金、巨灾债券等在内的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散机制，让不同的保障层次之间各司其职、相互衔接、相互补充。比如，通过巨灾基金实现保险资金的跨期积累，为罕见巨灾提供足额的赔付资金，通过资本市场，进一步拓宽灾害风险分散渠道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9月下旬，银保监会发布了《关于境内保险公司在香港市场发行巨灾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支持有意愿的境内保险公司在香港市场发行巨灾债券。10月1日，由中再产险发起的巨灾债券在香港成功发行。这是香港地区发行的首只巨灾债券，开创了在港设立特殊目的保险公司进行巨灾风险证券化的先河。该债券主要保障标的为国内台风风险，募集金额3000万美元。业内专家表示，本次巨灾债券在港成功发行有助于拓宽我国巨灾风险分散渠道，标志着我国保险业在专业技术、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等方面有了显著提高。（经济日报记者 于 泳 李晨阳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