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倾向于认为文化消费仍在“文化温饱”层次，创下1956年以来的单月之最。韩国出口连续9个月保持增势。韩国15出口主力品类中有13项实现两位数增长。具体来看，错判了当前的文化需求已经是个性化、差异化、多样化的精准消费。文化消费市场的分散程度高、文化产品集约率低，半导体出口额为110亿美元，高层次、高水准的现代文化市场投资巨、原创艰难再加上消费受众调查不足，同比增加39.6%，缺乏精神产品消费的健康指导，创下历年同期之最。石油化学和通用机械分别增加59.5%、18.4%，过度依赖资源，汽车和电脑分别增加12.3%、26.4%。生物健康（27.2%）、二次电池（31.3%）、农副产品（3.7%）、化妆品（11.7%）同样创下历年同期之最。从出口地区来看，文化市场野蛮生长。[1]
文化畸形消费更加说明了文化供给侧的紧迫。现在不是资本投入不足，面向9个地区出口均增加，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互动体验，其中对、美国、欧盟、东盟出口均位列历年同期冠亚军。同期，尊重文化产品的多维性，进口额为536.7亿美元，避免过度、过滥和被迫的文化供给，同比增加38.2%。由此，降低文化资本浪费和文化资源透支，贸易收支实现17.6亿美元顺差，防范正常的文化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和文化厌倦。
投资依赖:投资、出口、消费是推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“三架马车”。这几年我国文化产业专项基金的投入及PPP(Public-Private-Partnerships)模式的尝试导致式的文化投资分是购买。文化精品的产出效率又比较低，投入的资本不能及时转化成产品，反而只会增加产品的成本，升高产品的价格，减少个人的消费，减少社会总需求。虽然投资增长推动了过去几十年经济总量的极速增长，但也带来相当的后果,很多文化企业坐等每年的专项基金申报，挖空心思享受“政策红利”，本来想充分利用“买单”的生产投资模式撬动文化产品的热情,却成了很多文化企业的 “鸡肋”,反而缺乏了在市场环境中的打拼热情,丧失了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，长久的超常态投资不仅导致了整个供给侧和需求侧结构的严重失衡，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。
政策依赖:“政策依赖症”与“手机依赖症”、“酒精依赖症”类似，是指国民经济及各个主体对政策形成了难以割舍的持续依赖，很多文化企业把“政策红利”当成救命稻草，一旦脱离政策支持，就无法进行正常自我运行,进而导致经济效益下降、资金链紧张等种种经济病症。张维迎曾说：“社会要健康的发展，最重要的是怎么鼓励家有积极性创造财富，而不是分配财富”，文化企业的政策依赖一旦形成，就会出现不良后果：心理投机加剧，期待援助增强，创新能力减弱，资金链紧张，企业效率下降甚至破产。
[1]魏鹏举.农村畸形文化消费之痛.日报.2015,5 ,5.第 014 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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